探秘滹沱文化瑰宝之平山——唐柏森森掩文庙 深谷幽幽藏大佛
发布时间:2013-11-14   来源:燕赵晚报

 


 

 瑜伽山弥勒阁。

 

平山县文庙大成殿


 

西灵山“万佛堂”内部

 

走访平山县,我先是直奔中山古城,将这个本地古代文明的“代表作”浓墨推出,接下来盘点其他材料,发现平山不仅富有近代红色文化遗存,在古代遗存方面相比其他县市也是毫不逊色,除去西柏坡和中山古城两处“国保”,尚有“唐太子墓(塔群)”和“瑜伽山摩崖造像”两处“国保”。总计四处“国保”使平山当之无愧的成为石家庄四个文物大县(正定、赵县、井陉、平山)之一。我们对除中山国以外的其他古代遗存,也将分两篇介绍。

从两万年前说起

要说平山这地方的历史,至少要从距今两三万年前说起,那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家庄的“先民”们居住在滹沱河支流险溢河边、如今平山县北冶乡的 水景区水帘洞内。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又在平山县城西门外、中贾壁、田兴、米家沟等多个地方留下了遗址,学者们将其划归为仰韶文化类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此地先后隶属于鲜虞国、晋国、中山国、赵国。秦时为恒山郡属地。西汉初年,首次在这里设县,取名蒲吾。也就是说,平山境域内,有人居住的历史至少两万年,而设县的历史则有两千多年了。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平山县名曾有过几次变动,先后称为蒲吾县、房山县、嘉阳县,到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始称平山县。至于为什么叫平山,有几种不同说法。一说兼取西平、房山两名称的尾字,改称平山县;一说经过五台、太行二山,万山嵯峨,到此地山势方平,所以叫平山;第三种说法是,唐肃宗至德元年,安史之乱猖獗,此地作为乱区,诏令凡有安、禄、山三字之地名都得改名,所以改房山县为平山县,取“平定安禄山”之意。当时改名的还有束鹿县(今辛集市)、获鹿县(今鹿泉市),取束缚、抓获安禄山之意。

平山县的治所,最初在蒲吾(今县城东南8公里处的蒲吾村原址,已被黄壁庄水库淹没)。隋开皇十六年,析蒲吾县置房山县时,治所设在了今天县城旧址处,以后经历唐、宋、元、明、清、民国,县城所在地一直没有变更。老县城的城墙,是金大定二年(1162年)由县令贾彦创建的,最初为土城,明弘治年间知县董玺增建砖石城楼,明万历三十七年知县杨调元重建砖城,工未竣。清康熙九年至咸丰三年,又先后补修,城周长四里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一尺,宽二丈,有四门。原城现已不存。城内曾有县衙、城隍庙、福圣寺、天桂书院等多处建筑,如今基本不存,只有文庙建筑群,还有一部分建筑保留,成为老城最明显的标志。

穿过昔日县城的繁华中心——十字街,拐进南大街,快走到头时往路东一拐,就到了文庙所在地。一下车,首先看到几棵粗大的柏树,这些柏树从唐朝时就“站”在这里了。进入文庙院内,一棵更奇特的柏树,不光古老,还因为“抱桑”而让人啧啧称奇。这棵树围达到5.2米的老柏树,据碑文记载是唐贞观四年(630年)栽植的。到了清代,长空了的柏树中间,落进一颗桑树籽(也许是有人随手插进了一根桑树枝),总之,桑树在柏树的怀抱中安了家,还长得枝繁叶茂,与半枯半荣、古意十足的柏树相映成趣。1925年,有士绅议伐古柏,知县庞观泉护柏刻铭。1946年冬,有人再伐古柏,老柏树六条大根被伐断四条时,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的王昭路过文庙,制止砍伐,古柏获救。1998年,中国社科院沈阳生态研究所专家、博士生导师王占,考察平山文庙,论定这棵树国内罕见,保护价值仅次于黄帝陵侧柏。目前这棵抱桑唐柏已被列为一级古树名木。

大成殿屋顶之谜

欣赏完唐柏,往院子北边走,迎面一座颇具气势的大成殿将我的目光牢牢吸引。始建于唐代、宋崇宁二年迁建于此的文庙,历史上曾有三路建筑群,中轴部分是文庙建筑群,东西两边为附属于文庙的教育机构东西学署。如今东西学署大部分被占用,老房被改建,原貌不存。只有中路还有大成殿、东西配殿、戟门等保存较好。这座大成殿,其规模不次于正定那座,同样是面阔五间、进深三间,643平方米的面积与正定650平方米的面积几乎没啥区别。通高12米的房屋,站在殿内向上仰望,空间的高大宽敞感绝不输正定县文庙。想想也是,都是县级文庙,本来应该是规制相同的。但也有不同,那就是屋顶。

与如此体量的大殿似乎不太般配,平山县文庙大成殿的屋顶只有四条直接下来的垂脊,中间没有折那一折(专业术语叫没有戗脊),于是,梁思成所说的那种“翼翼的出檐”的感觉就弱多了,尽管屋脊装饰了彩色琉璃瓦,气量上却还是显小了一些。作为一县文庙之主体建筑,平山县文庙大成殿采用了级别较低的悬山顶,这引起了县博物馆(亦是县文保所)工作人员的注意,并把这个疑问写进了相关论文中。本系列报道顾问、省文物局刘智敏分析说,明代以后,文庙的建设有了相应的等级规制,之前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平山县文庙大成殿,具有较明显的元代建筑风格,它有可能没有严格遵循明以后的规矩,至于为什么采用悬山顶,是否为寺庙等其他建筑改建,尚需专门研究。

“元代的东西只追求一个大概其意,不追求细节上多么完美,”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指着那些用自然圆木稍加砍削而成的平梁和柱子说。的确,这些并不很平直的木构件,却使大成殿多了一份自然和古朴。有意思的是,前些年对大成殿落架重修时,所有木构件被一一编号拆解下来,重装的时候却不能按原样复位了,以至于不得不在殿内前部加了几根柱子以支撑。“加柱造法也是符合宋代《营造法式》规范的,”县博物馆工作人员解释说,这并不违反修旧如旧的原则,只是通过这件事,可知古人用材虽然粗放,在力学计算上却是极其精准的。

瑜伽山上的奇观

从县城出来,我们直奔西南方向的北冶乡而去,那里有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国保”,我来之前还从未听说过它的名字。车顺着险溢河一路南行,到了南冶村时,驶过河,当地村民、文物看护员赵成早就等候在村边,他带我们步行上瑜伽山。

深秋的太行山一片火红、一片浓绿,满目是景,空气醉人。我们爬的这座山,一般人念“鱼加”,而赵成念“鱼茄”,我记得钱文忠在百家讲坛里讲佛教故事时,也是念“鱼茄”的音,可见当地百姓虽然文化程度不一定多高,口口相传的名称发音却是大有渊源。

我们来到半山腰一个当地称“香炉谷”的地方,悬崖峭壁下,出现了一座三重檐、歇山琉璃瓦顶建筑,这就是弥勒阁。赵成告诉我,当地也称其为无梁阁。因阁的后墙利用天然石壁,另外三面墙砌以下石上砖,顶部以砖券圆弧顶收拢,整个建筑没有梁,故名。阁檐下饰砖仿木斗拱,前壁辟石券拱门,上雕二龙戏珠。

走进阁内,我看到后墙石壁上,古人摩崖勒石,刻成8米高的弥勒佛像一尊,需要使劲仰视,才能看清这座河北省内最高的摩崖石刻大佛的面部。佛像高鼻大眼,左手抚膝,右手掌心向上,四指微拢,端坐在须弥座上。座下石供桌两端,分别有一个袒胸的力士在那里“支撑”。大佛头顶的石壁上凿刻“三世如来”佛像,佛头两侧又雕刻四尊菩萨坐像,在两侧浮雕两条翻飞起舞的巨龙,口衔宝珠。这两条龙动感十足,引人入胜,只可惜我拍了多张照片都不理想,因为弥勒阁里光线不足,而且龙的位置也太高了。

我在拍照时,发现大佛脸上仿佛有些涂抹的痕迹,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2003年对大佛修补后,为了不让它显得“太新”而故意抹上去的一些灰。原来,由于年深月久,风化严重,大佛的面部不知何年坠落,碎为11块,手指等部位也是碎落一地,其状惨不忍睹。文物部门将碎块一点点拼接,以三角架、导链吊装,以水钻打眼,六棱钢加固,以环氧树脂粘接,黑胶和石粉补缝,将这些碎块一一复位,才还原了大佛的本来面貌。

据平山县志记载,弥勒阁是铭觉寺的主要建筑之一。铭觉寺,始建于宋嘉佑元年(1056年),它依山而建,绵延数里,有老君堂、文殊殿、伽兰祖师堂、天王殿等十几处建筑,或坐落于深沟谷底,或耸立于高壑之巅,迤山逦势,星罗棋布。1984年,文物工作者在铭觉寺遗址上发现残碑八通,碑文记述了瑜伽山的秀丽风光和铭觉寺的创建年代、建筑规模,宋元明清的历代修葺,以及清顺治年间“遄数寇乱,兵戈交驰”致使铭觉寺“人物荒芜,地景凋残”的原由。民国年间,铭觉寺又遭严重人为破坏,只剩下弥勒阁、宝陀石和观音堂等几处佛像(共七十余尊)得以幸存。

虽然碑文明确记载铭觉寺创建于宋代,但还是有持怀疑意见者。县博物馆工作人员认为,弥勒阁大佛有南北朝风格。而一通清代重修碑上记述的重修后弥勒阁旁山石上“壁景透清泉,盛于唐初”的句子,也让人猜想:是泉水更盛于唐初,还是香火更盛于唐初?如果没有寺院,深山里泉水再盛,又怎会有人注意?

同样具有神秘色彩的是观音堂里的石雕。从弥勒阁出来,沿山路往西走大约4华里,就来到铭觉寺的另一处建筑观音堂前。这是一处石窟,它如同悬挂在峭壁之上,窟门朝向东南。窟内石壁上隐约可见大大小小的佛像,但具体很难看清。同行的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指给我:正壁浮雕的是观音、文殊、普贤三尊坐像,两旁有侍者像两尊及十八尊小佛。由于洞内长年滴水侵蚀,水中的钙化物附着在石像上,导致多数佛像漫漶不清,只能看个大概轮廓。赵成告诉我,他曾带省佛协的人来参观,对方说从未见过这种造像形式。

铁钎凿出大工程

瑜伽山的石雕规模可观,但给我的震撼不及接下来看到的灵山石佛堂。因为瑜伽山的石雕基本上是利用天然石壁和石洞,略加修整,而灵山石佛堂,是把巨大的山石硬凿出一个洞来,做成一间“石头中的屋子”。

在两河乡和上三汲乡,共有四个石佛堂,散布在东、西灵山的山腰和山巅,如今都是“省保”。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爬到,就去了最容易到达的寺沟村“万佛堂”。它位于西灵山脚下一块巨石中间(说是山脚下,也需要爬一会才能到达),没有人工修的墙,门就是在巨石上凿一个简单的长方形窟窿,门外原有抱厦,今已不存。石窟不大,宽度大约三米左右,进深大约两米多或三米,头顶上凿成起脊仿木的结构,正脊一条石檩横贯,前后坡各凿一架椽子,使得石窟从里边看起来好像一间房屋。这间“房屋”的四壁上刻满了姿态各异的小佛,佛像头部大多已被破坏,只在靠近房顶处有几尊保存较完整,其中有一尊能看到上边的彩绘,白的面庞,黑的眉眼,很是细致。凸起的佛像旁边,全都涂了红色作为底色,不知是什么涂料,现在用手抹,一点儿都蹭不下来。当地百姓认为是朱砂。据寺沟村文物看护员苗永增介绍,这处石佛堂里雕刻的佛像最多,再往山上走,还有两个类似的石佛堂,里边的佛像数目依次减少,雕工细致程度也依次降低,分别称为“千佛堂”和“百佛堂”。

其实,百、千、万都是虚指,万佛堂开凿于明代,有佛像1035尊,千佛堂开凿于唐代,有佛像925尊,百佛堂也建于唐代,有佛像132尊。至于越往山顶上雕工越显粗糙些,大家都表示可以理解,“每次爬上来不得背点干粮,带点水,住几天啊,这么苦,去山头上刻石就更不容易了。”同行的县文广新局文物股长说。

寺沟村的三个石佛堂,只是灵山石窟艺术的一部分。东林山在靠近山头的地方,阳面远望有一个铁架杆(不知是高压线杆还是什么),旁边一块突兀的巨石,那里边也有一个石佛堂,建于明代。与西灵山的三个石佛堂主要雕刻小佛像不同,东灵山石佛堂虽然“屋子”大小差不多,但里边有三尊高1.8米的菩萨像,另外还有18个大小不等的龛,龛内造像,佛、道人物并存。所有雕像均饰彩绘,红色涂底,这和西灵山风格一样。

古人开凿石窟,在没有炸药的年代怎么做到?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分析,应该是用一种类似于现在钢钎的铁钎,当然也应该还有锤子、凿子等其他工具,其硬度应该比一般铁具高。以钎抵石,以锤砸钎,先凿出窟门,再往里一点点掏。起初用大的工具,最后用小的工具修饰。我们一行人想到古人攀山开石的艰难,都不由得发出感叹:他们真执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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