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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两个务必” 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本色(三)
发布时间:2017-05-27   来源:石家庄新闻网

 

毛泽东对林彪发火

 

关于报告制度的决定。

为了加强纪律性,从1948年开始,中央定了一个规矩,实行报告制度。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要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每月作一次成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规矩确立六个月后,按理应该已有三次报告了。但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一次也没动笔,更不用说报告了。

这回,毛泽东对林彪发火了!1948年8月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林彪发了一封2000字的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他不按规定向中央做综合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毛泽东毫不顾忌情面地列举了林彪几个月来的拖沓表现:今年5月、7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做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毛泽东直言说:“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此时,远在大别山里的邓小平在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上动作敏捷,走在了所有人的前头。毛泽东以邓小平为榜样,继续责问林彪:“我们5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作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

毛泽东越说越气,直接点明林彪是毫无纪律,心里眼里就没有中央:“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面对毛泽东声色俱厉的训斥,林彪战战兢兢,汗不敢出,急忙向中央做了检讨,并送来了综合报告。毛泽东复电林彪,阐明了综合报告的重要性,又在东北局的致电中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在大决战前夜的现阶段有着极端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

点评

在战争年代,要想取得大决战的胜利,党中央领导和前线指挥将领必须要达成高度一致的团结和统一,尤其是在军事权力问题上,地方将领必须遵循中央军委的调度安排,在制度规范下合理用权,以克服各地方在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状态下滥用权力。这样用制度约束权力,密切了党和军队内部上下级的沟通联系,使全党全军的思想达成了一致性,最终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习近平指出,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做表率。

 


三封信和两用收讯机

 

周恩来用过的收讯机。

周恩来堪称西柏坡时期严于用权的典范。在西柏坡时期,解放战争进入到了战略反攻阶段,前线战事紧张。当时周恩来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等职务,每天的工作非常繁忙,一直到凌晨四、五点才休息,早晨八九点钟又起来工作,在大决战的日子里协助毛泽东指挥胜利了一个又一个战役。在 1948年10月底,当时辽沈战役胜利大局已定,蒋介石为了扭转东北战局,亲自飞往北平,同傅作义密谋率领十万大军偷袭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石家庄。当时,解放军大部分兵力都在辽沈前线打仗,石家庄这一带的兵力只有一千多人,而傅作义率领的军队从北平仅需要两天时间就能到石家庄,形势十分危急。这时,中共地下党员把情报及时上报给党中央,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在10月27日凌晨4点半到7点两个半小时之内,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三封信书面汇报了敌我军事情况。毛泽东随即为新华社撰写广播稿,揭露了蒋介石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傅作义听到广播稿得知共产党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急令部队撤回了北平,偷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阴谋以失败告终。

当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住处只几步之遥,当面说清楚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写三封信呢?这是因为,一向做事严谨的周恩来认为书面汇报更加准确详细,另一方面是因为作息时间不同,怕打扰毛泽东休息。他从工作生活两方面考虑,很好地处理了这个事情。

此外,在西柏坡周恩来旧居的办公桌上陈列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一台交直流两用收讯机。这在当时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稀罕物,它默默地向来西柏坡学习的人们讲述着伟人周恩来严于用权的故事。

那是1948年5月,为加强中原的领导力量,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杨立三前往华野驻地濮阳,与陈毅、邓子恢共同研究确立了华野的整顿精简方案。临行前,陈毅委托杨立三把许昌战役中缴获的交直流两用收讯机,带到中央送给“恩来、小超”,并附信一封,信中说:“此美国新出品,许昌战斗缴获品,你们有电灯,利用其开动起来十分好,夫妇俩可以在屋内跳舞,‘明日即西去毫无留军队之意’。”落款是5月29日,亲笔。杨立三回到西柏坡后,把信和收讯机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阅信后,心情十分激动。周恩来特意亲笔批转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同志传阅,待他们都进行了圈阅后才使用。从此之后,这台收讯机伴随着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度过了西柏坡的日日夜夜,带来了无限欢乐和幸福。

点评

历史犹如一面镜子,照亮现实,警示后人。一代伟人周恩来,身居要职,手握重权,但却没有因为位高权重而使权力逾越边界。作为党内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的典范,周恩来不论是对公还是对私,都以党和国家为重,尊重毛主席、朱老总等几位书记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请示汇报,做到了用权不逾矩。

 


“我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起。

1947年5月初,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刘少奇、朱德等率领中央工委来到西柏坡。

一到西柏坡,刘少奇就发出了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的通知,开始忙碌于会议的筹备工作。白天下乡调查,了解情况;晚上伏案起草、批阅文件,办公室的灯光经常是彻夜不熄。由于工作繁忙,刘少奇胃病复发,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身体虚弱,行走困难,但他仍每天坚持工作十多个小时。组织上给予他夜餐补助,但他严格遵守制度,不搞特殊,拒不接受,只是每夜吃点稀粥即可,一切从节约开支出发,支援战争。在此期间,他还与朱德走乡串村深入农村搞调查,把中央工委驻地附近的村庄几乎走遍,每到一处都详细询问座谈,听取心声,征求意见,了解诉求。然后把所有了解到的情况认真总结归纳后向中央汇报,听取毛泽东指示或与之进行深入仔细的磋商。

刘少奇从来都是把自己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的,对毛主席更是十分尊重,完全是从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来看待自己。9月初,全国土地会议快要结束时,一些代表向他提出了不少建议和要求,希望他能够给予答复或做出决定。可是他一次也不自作主张,每天都要用电台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示汇报一次。

有一次,他正在和代表们一起吃饭,警卫员跑来向他报告说:“少奇同志,延安来电,毛主席等你讲话。”

“毛主席要我讲话?”他立即放下饭碗,起身快步而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时非常高兴。

“毛主席跟你谈话了?”代表们齐声问。

“是我向毛主席汇报咱们的会议情况哩。咱们这里的事情,毛主席每天都会知道的。”刘少奇边吃饭边说。

“西柏坡离延安那么远,还要向毛主席汇报吗?”一位农民出身的同志感到好奇,就问了一句。

“西柏坡虽然离陕北很远,但电波会经常把我们的思想连在一起。”刘少奇说得很诚恳。“西柏坡会议的情况,我要向毛主席汇报;西柏坡的工作,我要请示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啊!”

听了他发自肺腑的话,在场的同志都深受感动。几十年后,当年参加过1947年夏天党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的代表们偶尔相遇了,还感情深沉地说“少奇同志是十分尊重毛主席的啊!”

点评

大道至简,有权但不可任性。任何一项权力的行使,该遵循什么程序、该遵守什么规矩、该遵从什么制度,都应该严格遵守,不能越界、越轨。即使是身居要职的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每天都会通过电波向在转战陕北路上的毛泽东主席汇报请示工作。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更重要的是对赋予手中权力的人民敬畏和尊重,是对所从事的中国革命事业的敬重和负责,是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党员干部是代表党和人民掌管权力、行使权力,而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

 


董必武依法行政

 

董必武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

董必武在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期间,坚持依法行政。他在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发表就职讲话时,就庄重宣布:华北人民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正规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我们办事要有制度,有纪律。他再三强调:建立新的政权,自然要创建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我们把旧的打碎了,一定要建立新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维持新的秩序,就要求按照新的法律、规章、制度办事。

为了扭转长期游击环境的工作方式,董老领导华北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从工作实际需要出发,曾花大力气制定了多项法规、法令和办法。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13个月里,华北人民政府所颁布的“训令”、“法令”、“条例”、“规章”、“通则”、“细则”和“办法”等,就有100多项,几乎涵盖了支援前线、经济建设、金融财政、公安司法、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为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从法制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例如:在平、津、太原等大城市解放前后,为了保护文物古迹,华北人民政府于1948年11月13日,向各行署、直辖市、县政府、华北政府各机关发布了《关于文物古迹征集管理问题的规定》。

1949年12月14日,董必武与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又向公众颁布了《华北人民政府关于保护文物古迹的训令》,明令:“凡有价值之宫、观、寺宇及名胜场所等,禁止军队及其他机关拆毁占用”;对于“古寺、庙、观、庵、亭、塔、碑坊、行宫”和“碑碣、塑像、雕刻、壁画、冢墓、古迹发掘遗址、名人故里之特殊建筑,及其他有纪念意义之附属物等”,“均属保护之列”。

又如: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涉及工商税务、金融、财政、交通等领域的法规有50多项。其中,1948年12月20日颁布的《华北区奖励科学发明及技术改进暂行条例》及《执行办法》,显示了华北人民政府崇尚科学、提倡创新的可贵执政主张。

引人注目的,是1949年1月18日发布的《禁止在各大矿区续开小煤窑挖煤令》。法令指出:在公营矿区私人开办的小煤窑,属“无组织无计划之任意开采,对矿区破坏性极大”,“特决定所有现在各大矿区,一律禁止续开小窑挖煤,过去所开小窑,亦由当地政府会同该地公营煤矿公司加以管理”。证明了华北人民政府珍惜和保护国家矿产资源的意识。

在30多项涉及公安、司法的法令、法规中,有两项法规是董老格外关注的。一是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2月15日颁布的《关于调解民间纠纷的决定》,提出要倡导对于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尽可能由村或区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认为这样做对于加强人民团结,使百姓省时、省钱,意义重大。二是为慎用死刑,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3月23日颁布了《关于刑事复核制度的通令》,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被告声明不上诉或过了上诉期限时,县市人民法院呈经省或行署人民法院核转,或省、行署、直辖市人民法院经呈华北人民政府法院复核,送经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批准,始为确定之判决”。这一死刑复核制度,对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从1949年10月到1959年4月,董老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老提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简单地说,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法律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依照规定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它是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东西”。“我们国家的法制,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因此“违反国家法制,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

点评

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党员干部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党员干部的必备修养和准则。要带头确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带头按照法律程序行政,带头接受行政监督和问责,带头大力弘扬法制精神,带头落实依法行政要求。西柏坡时期,董必武同志的做法,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共产党内没有“家事”
 

1948年9月,为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以及防止加强集中领导的同时出现一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毛泽东主席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发布后,中央各个部委都相继成立了总支或党委。按照中央对党委和总支工作内容及工作方法的规定,西柏坡中央办公处总支把各项工作积极的开展开来,期间还处理了王明打秘书的事件。

西柏坡时期的一天,王明的秘书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董必武准备召集一个关于政法工作的会议,通知王明参加。秘书便把电话内容报告给了王明,王明说不去就没有到会。后来董老在院子里散步时碰到王明,就问他为什么没有参加会议。王明说他不知道开会,他还说秘书工作失职。秘书很生气地说:“讲了不去参加会。”王明发起火来,打了秘书一个耳光。秘书受了委屈,把这件事报告到了总支。

总支得知情况后,立即针对该问题进行讨论,经过讨论一致认为,王明打人犯法。应该找他谈话,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总支的代表来到王明的住处,对他说:“你打人犯法。你要承认错误,要向秘书道歉。”

王明态度强硬地说:“你们管闲事。我们家里的事你们管什么?”

代表说:“这怎么是你家里的事情呢?你和秘书都是党员,都有党组织。你们都归党管,都应该遵守党的纪律。”

王明说:“这些道理我懂。”

代表对他的态度很不满意,对他说:“你懂,为什么还打人?”

王明说:“我没有讲不去参加会议。”

这时和他一个党小组的公务员证明说:“秘书报告了,你是说了不去。”

这样一来,王明无话可说。代表们要他在党小组上承认错误,并向秘书道歉。他表示考虑一下。任弼时知道总支找王明谈话的事情后,说:“这件事情你们管得对。共产党就要讲民主,总支就要管党员。如果这件事情不管,我们党的威信何在?我们党的纪律何在?纪律对王明就不适用了。”

总支再一次找王明谈话,王明的夫人孟庆树说:“王明已经承认了错误,他打人不对。当时不应该那样发脾气,董老那里通知开会,他的确讲了不去。”

总支代表说:“他说秘书作假,这是对人家的侮辱。要发脾气免不了,但不能打人。打人是错误的。”

王明说:“秘书把事情扩大了。”

代表说:“你人都打了,是你把事情扩大了。”

经过一番争论,王明答应在党的小组会上作检查。后来王明在党小组会上作检查。他的秘书是小组长主持会议。

王明说:“我打人不对,发脾气不对。秘书通知了我开会,我说了请假不去。”

董老听完他检查,说:“如果秘书没有通知你开会,是秘书的责任。秘书通知你了,你当着我的面那样讲,这不是骗我吗?”

总支在会上当面批评了王明不对,要求他在会上向秘书道了歉。这件事情处理体现了党的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维护了党的纪律,使总支的威信得到了提高。

点评

西柏坡时期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高潮时期,为支援大规模的战争,集中统一成为必然。在加强集中统一的过程中,权力的集中统一使得部分领导干部出现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特殊主义等倾向。王明即是代表人物,他没有认清新的形势和任务,正确应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没有加强自身修养,严以用权,以致出现了动手打秘书和态度恶劣等事项。共产党员都有党组织,归党管,都应遵守党的纪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通过党组织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严格使用自己的权力,通过集体领导原则和群众路线引入党委会,充分发挥党委集体的智慧和作用,这样的政党就会永远保持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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