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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两个务必” 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本色(四)
发布时间:2017-05-27   来源:石家庄新闻网
 

毛泽东暂不批准毛岸英结婚

 

毛泽东和毛岸英在一起。

毛泽东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带头遵规守矩,是全党的楷模。

1947年,毛岸英和刘思齐俩人都被分配到农村搞土改,工作上的接触使俩人产生了感情。毛泽东发现自己的长子爱上了自己的干女儿刘思齐(1938年,刘思齐被毛泽东认做干女儿),对这门亲事当然很满意。

1948年8月的一天,刘少奇把刘思齐领到了毛泽东在西柏坡住的前院后就离开了。一会儿,毛泽东和毛岸英从后院来到前院,与刘思齐一起坐在了院里槐树下的藤椅上。

毛泽东和蔼地说:“你们俩都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你们俩接近、交谈,早已给我说过了,我早同意了。结婚后,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

父亲同意了,两人非常高兴。毛泽东又关切地向刘思齐问道:“你正在学习,还没有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你的学习?”“结婚后好好安排,不会影响我的学习。”刘思齐认真地答道。

两个年轻人以为没什么问题了,该告辞了,谁知毛泽东突然问刘思齐:“岸英是1922年出生的,你是哪一年出生的?”“我是1931年出生的。”刘思齐如实地回答。“你还不到18周岁呀!过几个月满18周岁再结婚吧。反正我同意你们结婚,等一等好不好?”毛泽东建议。两人勉强表示同意,离开了毛泽东办公室。

不一会儿,毛岸英怒气冲冲地返回来,他向毛泽东摊牌:“爸,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明天结婚。”毛泽东觉得有些突然,问道:“不是告诉你暂时不要结婚吗?”“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毛岸英着急了。“你找谁结婚由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那就要由制度和纪律做主。”毛泽东也生气了。“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着呢。”毛岸英争辩。“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毛泽东生气了,“我再说一遍,思齐不满18岁就不许你们结婚!这是我们党制定的婚姻大法,你必须遵守!”

毛岸英气得脸色发白,转身就走。毛泽东气得围着办公桌转了三圈。

过了一小段时间,毛泽东在村边散步,截住了试图躲着他走的毛岸英,关心地问:“结婚的事想通了吗?”毛岸英低着头说,“想通了,是我不对。”并说刘思齐也想通了,两人已商量好,过年以后再结婚。毛泽东听了很满意,表扬说:“这才像我的儿子么。”

直到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才在北京为他俩举办了婚礼。

点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纪律不严,规矩不彰,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1948年,毛泽东告诫全党:“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而律人必须先律己。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也是人,也有亲情。但是,位高权重的毛泽东却在亲情面前公私分明,恋亲不为亲徇私,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亲情观。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各解放区人民政权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推动制定了婚姻法在内的各项法规法令,自身就必须在法律法规范围内活动,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严格执行政治纪律、自觉遵守政治规矩上作表率。

“令行禁止”是规矩和纪律得以贯彻的重要手段,也是共产党员党性的基本要求。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铁的纪律就是要令有权,禁有威。在这方面,毛泽东给我们全体共产党员上了生动的一课。领导干部只有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能在干部群众中树立威信。

 


周恩来别致的茶缸盖

 

周恩来在西柏坡。

在西柏坡周恩来办公室东墙挂着一幅照片,周恩来正手握毛笔批阅文件,面前放着一个盖着小碟子的茶缸。为什么周恩来要把碟子当盖儿用呢? 

那还是1948年冬的一天,卫士长成元功发现周副主席外出回来后,茶缸盖黑一块白一块,坑坑洼洼,怎么也盖不严了,原来是茶缸盖从汽车上掉下来,被轧成了这样。 

小成想:这得换个新茶缸。这件事情想着容易,真要办成可就难了。因为周副主席生活一向俭朴,他的日用品,能将就用的,从来是不肯轻易换新的。工作人员几次要把这个茶缸换新的,他都不允许。这次小成想先斩后奏,先换后说。

拿定主意后,趁周恩来聚精会神看文件的空当,他就悄悄地把茶缸拿了出来,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供给处找科长老陈去了。 

老陈明白了怎么回事,把橱门一开:“你看!”一个白净净、光亮亮的新茶缸早准备好了,小成心里一阵惊喜,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赶紧说:“快给我吧!”老陈说:“等一等!” 

只见老陈又把橱门关上,对小成说:“刚才刘参谋来,说周副主席的茶缸盖轧坏了,趁机给他换个新缸子.我想,就这样去换,周副主席准不答应。我计划今天吃饭时,用新茶缸盛着汤端去,顺便把旧茶缸拿出来,这样……” 

小成忙说:“沾!”

开饭时,小成照计划用新茶缸给周恩来端了汤来,饭后又用新茶缸倒上茶水。他轻轻地走出屋来,想不声不响地溜走,哪知周恩来伸手一端茶缸,发现换了新的,就喊:“小成!” 

小成在屋外迟疑了一下,只好回答:“有!”

进了屋,故意问:“干什么?” 

周恩来微笑地看着他,待了足有十来秒钟,才说:“你又跟我耍什么花招?旧茶缸呢?” 

小成恳求说:“送到供给处去了,我看实在不能用了。” 

周恩来说:“旧点怕什么,只要不漏水就没关系。” 

小成说;“盖也坏了,您还要经常热饭……” 

周恩来说:“盖儿,我早准备好了。”说着,从书架上拿出一个粗瓷小碟子。他把小碟子盖上,说:“这不正合适嘛!” 

还有什么说的,小成只得拿回旧茶缸来。

点评

周恩来高度重视党性修养。他常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自勉自励,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对自己始终要求很严格,而且有具体的标准。这集中体现在他写的《我的修养要则》和《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这两篇文章中。他多次说过领导干部包括他本人在内“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

按照常理,西柏坡时期,解放区经济、政治、军事实力都有大幅度提升,完全有条件改善办公条件和生活水平,但周恩来以身作则,克勤克俭,坚守艰苦朴素的本色,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周恩来这种严格自律的高尚品德,感染着每一个人。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与他会谈后曾感慨地说:“如果这个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那么,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任弼时“害怕”工作少

 

任弼时在西柏坡。

任弼时一直恪守的人生训条是“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多用钱”。这“三怕”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心里只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公而忘私,不怕含辛茹苦,宁愿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1947年春,任弼时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行军每到一处,他都要亲自安排住房,布置警卫,组织物资供应,还参与决策研究。他是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个人,又是最忙的一个人。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但由于当时没有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缺乏政策性的引导而在各地出现了“左”的情况。任弼时发现问题后,利用养病的机会,进村进行调查,亲自访问农民,征求他们对土改的意见。就这样,任弼时掌握了三十多个村子的基本情况,通过汇总分析,于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首先讲了划分阶级成分标准问题,指出:“中央所以发出这两个文件,是因为有些地方在定阶级成分时发生了错误,没有掌握定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把许多人的成分定错了,弄得敌我界限没分清楚。”他以兴县蔡家崖为例,分析了错划阶级成分的具体情况,并明确提出,划分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即“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对任弼时的这篇报告十分重视,亲自修改,并批示用明码电报拍发,由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发小册子。两个月后,毛泽东又决定将该报告代替中央通过的《关于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几个基本政策的决定》来发表。5月25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将《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作为正式文件,再次发给各级党委,并说:“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这两个文件发出后,各地开始改正错定的阶级成分,并开始在土改中进行纠“左”工作。任弼时以敏锐的洞察力,细致周密的调查研究,抓住了土改中问题的关键,尤其是指导纠“左”等工作,为各地土改的顺利进行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8年4月23日,任弼时到达西柏坡,住在中央大院东侧一户农家小院里,门口是开阔的打谷场。由于长途跋涉,任弼时血压升高,医生劝他要多休息,所以平常日子里,他经常躺在帆布椅上,在树阴下阅读书报,处理公务。此时,面对全国即将胜利的局面,任弼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各地情况,研究党的政策上。7月,他先后听取了作战部部长李涛关于敌我军事力量的汇报,陈华关于南洋华侨中党的组织情况,华北学联负责人荣高棠关于平津两地学生运动和学校党组织情况的汇报,同时,还大量阅读国统区和海外的报刊,及时全面地了解各方情况,就此背景,周恩来专门指示政策研究室的廖鲁言,提出:凡有关政策的传观材料,望送弼时同志阅审。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任弼时参加会议,并于13日下午就战略方针与任务作了关于战争问题、纪律性问题、民主问题、党组织问题的发展与整顿问题的发言。他指出,两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成绩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如不犯大错,则五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在纪律问题上,任弼时认为“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能滋长。”关于民主问题,任弼时指出“华北解放区现在已有相对的和平,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而在党组织的发展与整顿问题上,任弼时认为“在城市中,今后发展党应着重在工业无产阶级方面,农民中发展主要是在新区,而且要加强领导机关中的工人农民出身的积极分子的工作。”并强调:“思想教育必须与执行纪律相结合。”

在三大战役期间,任弼时拖着疲惫的病体,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不分昼夜地研究战局,部署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仅仅四个月十九天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殆尽。淮海战役期间,任弼时因商议战事无法正常休息,血压上升至200多毫米汞术,脉搏每分钟跳动100多次。按规定本应停止工作,可他坚决不肯,医生只好规定他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四个小时,而实际上,他每天的工作时间要比这多四五倍以上。由于连日的工作,任弼时心脏病和高血压更加严重,他在给大女儿远志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身体最近又不甚好,因为开了一个时期的会,引起血压又高涨,现在由医生检查,可能要休息一时期。”尽管医生一再告诫任弼时不要熬夜,要多休息,但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全国即将解放,工青妇的工作也应统一集中起来,任弼时开始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指导工、青、妇方面的工作。在7月29日的办公会上,他听取了邓颖超关于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妇女联合会的汇报,后又多次与邓颖超、帅孟奇、罗琼等中央妇委负责人谈话,指出妇女工作不能只限于农村,要进城了,要学会做城市妇女和民主党派的妇女工作,还要加强和国际民主妇联的联系。他强调一定要在城乡干部结合点上下功夫才能把妇女工作做好。在任弼时的指导下,10月20日,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妇女工作会议。

任弼时不仅指导妇女工作,还为共青团的工作日夜操劳。早在1946年1月,负责领导中央青委工作的任弼时,就向中央提出了成立统一的先进青年组织的建议,并明确指出:这个新建的先进组织要群众化和青年化,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有力助手。根据这个建议,中央发出试建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并责成各中局择址试办。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开始训练建团的干部,但中央青委的许多干部都在土改工作团,时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文彬也在其中。任弼时到西柏坡后,专门听取了冯文彬的汇报并决定将冯文彬调回中央青委,筹划建团工作。任弼时指示:一是扩大干部训练工作,开办团校;二要恢复《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之前先办《青年工作通讯》,交流工作经验;三是起草团章。在任弼时的指导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校成立,冯文彬兼任校长。冯文彬、黄华等人在各地草拟的章程的基础上,逐章逐节地讨论修改,形成了团章初稿,由任弼时最后审阅定稿。新中国诞生前夕,在任弼时的倡议与关怀下,《中国青年》在平山复刊。任弼时亲自审阅了刊物的出版方针、编辑计划及第一期的全部稿件,包括小文章、短讯等也都仔细地一一审阅。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决议指出:为着团结教育整个青年的一代,以及更大地发挥青年群众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中央正式决定在中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决议明确了青年团的性质,规定了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和当前的各项工作,并指出在夏季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根据中央的决定和通知,1949年2月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任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会,开始了召开团代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9年3月,任弼时随中央进入北京。4月11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只讲了一半,便因体力不支而由他人代讲。由此他被迫到苏联治病。1950年4月,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迫切要求回国工作。回国后,党中央要他继续休息,医生也只允许他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但他却主动给毛泽东及书记处写信,坚持要求工作。毛泽东和党中央只得同意他每天工作4小时。可真一恢复工作他就把病情抛诸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每天增至5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8小时,而实际上每天往往会超过8小时。每逢毛泽东在夜里召集会议,他都坚持参加,并且白天照常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前后,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个病人,全身心投入工作,常常工作至深夜,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10月25日凌晨,终因劳累过度,病情突然恶化,导致脑溢血而去世。

任弼时去世后,党中央对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沉痛地亲自为任弼时执绋扶灵将灵柩移往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号召全党向他学习。叶剑英在追悼他时这样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点评

骆驼的方向感强,比喻极富政治远见;骆驼的脚步实在,比喻尊重事实、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骆驼吃苦耐劳又坚持不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任弼时就是这样的骆驼。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这种骆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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